中国电信董事长杨杰：5G智能生态的“四点主张”
再次，广义社会法理论认为，我国官方的社会法界定实际上是一种广义社会法。
我们的民主同法制是相关联的。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回顾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光辉历程，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根本目的在于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进一步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法学，让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创新成果焕发出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思想逐渐成为全党的共识。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1916年回国后，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向封建顽固势力展开猛烈斗争。江泽民在其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公开表示：我们绝不能以党代政，也绝不能以党代法。
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立下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远大志向。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组织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译介、研读、阐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建党汇聚优秀分子。1. 风险与风险社会 在德国社会学家贝克以风险社会为名的著作中，风险被定义为以系统的方式应对由现代化自身引发的危险和不安，是现代化的威胁力量和令人怀疑的全球化所引发的后果。
可以说，从社会治理的当下现实出发，以积极应对风险社会的现代性问题为觉醒，有意识地针对各类社会风险做出回应，从根本上建立社会治理与法治的密切链接和有机勾连，进一步把社会治理纳入法治化的运行轨道，变单纯的社会管理为社会治理并实现社会治理机制的现代化提升，是中国风险社会治理要着力完成的目标性任务。在风险治理方面，法律体系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规范和追寻技术上可以管理的哪怕是可能性很小或影响范围很小的风险和灾难的每一个细节。毫无疑问，现代风险不仅危害人们的健康或生命，也不断损伤财富生产与企业利润，也威胁社会运作的正当性，其影响范围和紧迫性程度也会随着利益与价值的多元化而波动。相应地，稀缺社会的分配问题和分配冲突，也同科技引发的风险在生产、界定及分配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和冲突叠合在一起。
坚持行政合理性和应急性为风险社会中公共应急法制体系的建设凝聚了相应的价值基础，也是在危机管理中奉行实质法治主义的要求。例如，环境法的兴起正是在人类生态危机加剧局面下产生的一种法律制度革新：传统的法律制度以人为视角思考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在规制环境问题时也本着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但随着人们环境观念的转变，人类应当停止对自然的肆意掠夺、相信动物与人类一样具有平等的生命权等理念得到承认，以维护生态平衡、尊重动物生命等为价值导向变革传统的法律制度，或建立专门的环境法律制度就成了很多国家的选择。
就现实而言，中国进入风险社会也是一个具有直观性的事实，日常生活中高频的衣食住行医服务等方面的各类风险事件使人们凭常识就能认识和感受到生活已陷入风险旋涡，人们通常的生产与生活又在制造着新的风险，这都会让人们具有充分的经验感受性。这是一种更为高级的法治形态，它意味着法律在形式上应当具有良好的品质，且在实质上必须符合更多的美好价值，也在实践中应该能够良善地运行。在中国古代法家的主张中，法律被作为管理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垂法而治治民无常，唯以法治的思想所体现的就是这种形态的法治。为了社会风险的有效预防和解决，对已把现代风险作为一种社会形态而进行整体性治理的集体应对来说，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更期待通过优良的法律制度和具有强制力的国家规制进行社会控制，并以之统合社会中基于个人自主和社会自治的调整，在此意义上，法治化的社会治理制度就是风险社会场域中的必然设置。
诸如公司的经济决定、科学研究议程以及新技术的开发与部署计划等都应该向一般化的商讨过程开放，而且必须为其民主正当性建立一种法律和制度框架。所以，现代法治不仅是一种法制完备的状态，也不仅是一种依法办事的原则，同时也是一种包含了对作为法的统治前提的法律及其运行之品质要求的社会治理模式。这种形态的法治强调以法律来管理，建立依靠法律的社会秩序，只要有法律制度的确立和运行，就可以形成此种意义上的法治， 可被称为作为法秩序的法治。从现实看，法院审理案件的终局性时常受到很大挑战，不仅各种非正式的解纷办法消解着司法裁决的效力和权威，而且大量已发生判决效力的案件藉由再审频繁启动，也不断破坏着裁判的终局性对司法审级制度的意义。
就此而言，当下中国的社会治理应以风险社会的到来为契机，以现代法治的运营规律和社会演进的现实要求为观察坐标，把法治实践中的法制德性建设作为要义，推动法治理念与法律制度在总体和具体层面上更新或变革。对现代法治是一种德性法制的认识，也可以从诸多法学家的论述中得到启示。
风险社会需要积极面对，而风险社会的治理确需现代法治。因此，风险社会的治理需要现代法治。
诚然，良善的社会治理体系应当是由个人自主、社会自治和公共规制相结合而形成的多层次、多元化的治理体系。（6）法院应对其他原则的实施有审查权。更有甚者，现代风险具有建构本性，它既是受概率和后果严重程度影响的一种客观实在，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与文化感知和定义密切相关。在风险不断增多的过程中，工业社会的现代化就产生了某种非连续性，进入自反性现代化阶段的工业社会在由其自身系统制造的风险拉动之下，不可避免地转变为了风险社会，风险社会就此形成。【内容摘要】 公共风险的常发及其特征表明当下中国已具备风险社会的特质，需要推进法治化治理。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从人类法治演进的逻辑形态和现代法治的本质特征上获得认识。
执法和司法活动严明、公正而有效率。法治政府是在政府的组织与管理活动中贯彻法治原则的政府， 也是在履行社会职能方面奉行治理理念的政府。
现代法治与国家的民主政治生活和公民的自由权利保障紧密相连，更与社会的福利分配和秩序安全密切相关，正是现代法治所具有的一系列内在规定性要素，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有效的规范基础和正当机制，也为现代社会的风险治理储备了制度及其操作上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四、德性法制与中国风险社会的法治化治理 从上述可知，风险社会的治理需要现代法治，并在本质上需要一种以具有卓越德性的法制为支撑的现代法治，而作为风险社会治理的法治是专门针对现代风险的特性，以风险社会的良善治理需求为指向的法治形态。
公共风险的常发及其特征说明，当下中国社会已处于现代风险环境之中，具有了风险社会的特质。在中国当前的社会背景下，法律调整的一致性和对社会风险的预防功能亟须被抬高。
例如，在根据传统实体法原理对某些重大事项进行正式立法之前，可以先进行弹性化与暂时性处理，诸如制定暂时性规范、附变更保留的规范、赋予观察义务等，也可以借助法律解释等活动形成的阶段性规范配置相应主体的权利与义务。一般来看，重视法律的权威和作用，把法律作为国家管理和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以通过法律的调整形成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秩序，就是人类社会最原初的法治形态。富勒认为，追求合法性之完美境界的愿望就是一套规则系统可以致力于追求法律上的八种卓越品质，即法律内在道德的八个要素：（1）一般性。据此而论，风险社会的法治化治理更强调德性法制，且对现代法治的法制德性提出了更高、更完善的要求，现代法治需要在法制德性的更多层面上有所提升、发展和创新，以能够科学合理地回应风险社会的治理需求。
中国当代法律体系的建构大致可称为以立法为中心、以立法机关为主要载体的立法建构，这是一种经过事先的立法努力达成自足圆满的法律体系的理性主义建设思路，国家机构充分扮演着法律规范制定的主导角色，并以各级权力机关的立法和行政立法为主要形式。第一，加强法律调整的一致性和可预期性。
自反性现代化由此展开：现代化进程变得具有自反性，日益成为其自身的问题。跟随社会演进，法律体系也处于不断地完善与发展之中，为应对社会转型和现代风险的治理，法律体系显然需要增强开放性和社会性。
4. 司法的规律性与积极性 风险社会中的司法被赋予了通过案件审理与纠纷解决来处理社会风险的功能。这要求立法必然要以科学性为根本的目标性准则，并在对立法科学性的寻求上力求尊重和体现风险规制的客观规律。
同时，与人类早期的危险相比，现代风险所指的也不是个体风险，更是一种具有全局性的威胁，它使所有的生命形态（人类、动物和植物等）都处于被威胁或损害关联之中。把法律在价值选择上的有意倾向性用于风险治理，能够让法律的调整具有针对性、反思性和适时性，同时面向社会变化保持着修正的可能性。在这种背景下，某种损失被描述为风险，并被看作可以集体解决的问题，所以，风险依赖于人为的决定，且能够被人们试图用一些制度化的原则予以控制。立法过程性和民主性的基本意义在于，它们为通过立法形成公共意志以调整和解决社会问题设置了一种合理的方案，特别是其中的公众参与机制提供了社会群体参与立法决策的渠道，推动了公众与国家之间进行商讨的可能性。
在此背景中，社会转型与风险社会的治理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法治运营形态的进一步转换，必然影响着从法律体系建构到法律实施的各个环节或组成部分的变化，从而使现代法治更加注重法律制度本身及其运行中的德性。在当下中国的风险社会治理过程中， 法治化路径的实施既要寄托于现代法治因应风险社会对法制德性的创新和拓展，按照现代风险的治理要求推进中国的德性法制建设，更要聚焦于中国风险社会生成的时代特征与具体场景，认真解决德性法制建设领域的难点问题。
基于社会转型和现代化与社会风险、风险社会之间的逻辑关联，对中国风险社会的判断就是要紧扣并展现社会转型、现代化变迁与社会风险、风险社会的关系问题。对当下中国来说，无论是法律自身的德性还是法制运行的德性都要能够适应或满足风险社会法治化治理的期求和挑战，塑建作为风险社会治理的法治已成为中国法治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方向。
风险社会的治理需要完备的法制与法治体系，而通过有效发挥法律制度的功能去应对社会风险给人们带来的不利因素或灾难，是现代法治必须致力于实现的目标与任务。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较为合理的媒介与方式正是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因为与传统社会模式不同，风险社会中最为稀缺的价值需求就是对于确定性的追求，法律作为一种确定性的价值在风险社会的运作中充当着最佳的调控模式，我们应当通过法律化解风险，通过法律吸纳风险，在此基础上将风险社会寓于法治社会的背景之中。